中国的激光技术的发展几乎与国外激光技术同步，中国最早激光技术主要应用于军事领域，随后在钣金加工，机械制造，航空航天等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在主要技术方面，中国的激光技术仍然落后于国外，那么有哪些原因拉开了这方面的差距呢？

　　叶茂认为，仅从技术的过硬程度来看，国内与国外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特别是在核心技术和工艺制造2个方面，在这方面中国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业内的专家指出，这还在于产学研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高校到市场缺少技术产业化的中介模式。虽然产学研一直在做，有些技术也有，但是没有把技术与市场结合起来。他们建议这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的弗朗霍夫（FRAUNHOFER）激光研究所模式的经验。

　　作为一家应用型研究机构，弗朗霍夫模式的实质在于，它在政府、大学和产业技术需求之间架起一座跨越创新鸿沟的桥梁。大学从事基础研究并培养学生雇员；政府一方面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研究，一方面向弗朗霍夫学会提供基本投资，使合同研究的成本保持最低；企业提供合同和生产制造及市场化的可能性；学会研究机构自己培养工程师，并充当技术和产业应用之间的“导管”。

　　叶茂举例说，比如企业看中了技术就可以与该研究所进行深度合作，或者企业建立基金委托研究院来做。

　　再比如美国和日本每年都会推出创新计划，以悬赏或者指派的方式委托相关机构进行研究再进行产业化，这些研究机构多半来自企业而非高校，或者是高校与企业联合，这样就避免了产学研的严重脱节。

　　反观国内，业界公认的国内产学研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即以中国科学院为依托的北方流派、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依托的中部流派和以资本为依托的南方流派。在这三者之中，以深圳、广东为代表的南方流派属于偏商业性的发展模式，产学研相对紧密。

　　这也导致后续人才培养过于依托大学，且与市场脱节，高尖端人才明显短缺。

　　闫大鹏就直言，部分从高校培养的人才和企业进行对接存在很多问题，不能快速地实现产业化，锐科采取的办法便是直接从海外聘请有经验的人才。

　　值得庆幸的是，叶茂透露，类似弗朗霍夫这种研究院的模式湖北省也在酝酿，并考虑设立湖北省激光产业研究院。

　　“当然，激光产业要发展得好还与国家的规划有关。”朱晓说，当前的国家政策都表明要支持科技产业发展，但都太粗糙而非细分，可操作性不强，激光产业只是在这些大的政策之中，这需要规划政策进行调整。

　　据悉，德国早在2000年就有“Laser 2000”（激光2000年计划），且在不断更新。前文提及的美国和日本每年也会针对激光推出创新计划，这些计划会明确落实10年、20年内激光发展哪些重点技术，甚至细化到要发展哪些功率的激光器。

　　而在闫大鹏看来，国家制定的部分政策并不符合企业发展需求。他举例说，国家对企业进口2000W以上光纤激光器予以免税，以前中国企业不能自己生产这类激光器时是利好，但如今国内已有数十家专门生产光纤激光器的企业，这样就会导致国产与国外产品不在一个平台上竞争，无形之中降低了企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