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全球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欧美竞相采用QE政策，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被动释放本币，这将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国际金融面临新变局。而2月6日，央行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企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全面放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面对国际金融新形势下的国际储备货币QE潮，跨境人民币业务该如何突围？

　　国际金融新变局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动用7000亿美元的拯救计划，称之“QE1”。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启动60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计划，称之“QE2”。2011年10月1日，美联储宣布用4000亿美元规模置换资产负债表，称之国债期限的“卖短买长”管理，亦称之“扭曲操作（OT）”。2012年3月13日，美联储以印刷新美元来买进长期房地产抵押债券(MBS)和国债，以短期低利率的正回购方式对冲QE的流动性，降低通胀预期，因此市场简称“对销冲版QE”。经历两次QE、一次扭曲和对冲QE操作，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合计释放流动性17000亿美元，总债务规模高达32万亿美元，若包括间接和隐形债务，总额或超过80万亿美元。国际组织预计未来几年，美国国债与GDP之比将超过100%。

　　去年末，欧洲央行采用长期再融资（LTRO）操作并向市场注入4890亿欧元。今年2月29日，欧央行又为800家银行提供有抵押的低息5295亿欧元贷款，两期LTRO为市场提供10185亿欧元流动性。2月9日，英格兰银行宣布扩大500亿至3250亿英镑债券的资产购买计划。2月14日，日本央行宣布扩大量化宽松政策，长期国债资产购买规模扩大10万亿日元至65万亿日元，未来债务与GDP之比将从200%升至227%。3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宣布维持基准利率4.25%不变，若经济状况恶化，将进一步降息。2012年3月8日，希腊私人部门债务互换（PSI）参与度达到85.8%，动用CAC条款则达到95.7%，国际金融组织三驾马车拟启动1300亿欧元援助计划和后续援助注资计划，而ISDA下属的欧洲、中东与非洲地区（EMEA）信用决策委员会认为，希腊已经构成“信用违约掉期”（CDS）的信用事件，新希腊债券价格约面值25%的CDS赔付金额达面值的75%，金额达24亿美元，第二轮救助总成本达2802亿欧元。

　　与此同时，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分别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1月20日，巴西央行宣布下调基准利率50基点至10.5%。1月24日，印度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基点至5.5%。2月9日，印度尼西亚央行宣布在1月已经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的基础上，再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5.75%。2012年2月18日，中国央行宣布，在2011年12月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的基础上，再下降50基点。3月1日，菲律宾央行宣布，在1月19日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基础上，再调降25个基点至4.25%。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储备货币的QE政策和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等因素的货币政策创新措施，与传统的货币调控手段截然相反，为各国货币政策调整添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将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国际金融面临新变局。

　　储备货币功能多元化近年来，美联储持续实施长期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导致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胀率的真实利率成为负数。金融实践证明，负利率必然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危机。著名货币理论家和美联储史学家艾伦.梅泽（AllanH.Meltzer）评价伯南克时认为，其颠覆了货币政策惯用的规则，抛弃了传统管理观念，突破性地接受不具有流动性的长期债务资产为抵押品，向银行体系无限度提供贷款。经历QE和扭曲调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即刻膨胀，呈现了大于50%的长期债务资产。因近70个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多数国家追随美联储货币政策，QE和扭曲操作战略将对国际货币政策起到引导作用。

　　国际储备货币的QE政策助推了国际投资和投机性需求，为投机性对冲金融工具提供了衍生性业务发展的舞台。而新兴市场的资源类价格洼地，又为储备货币的QE战略提供了投资性机会，导致新兴市场国际储备持续高涨，新兴国家被迫释放大量本币，资源类商品价格持续高涨，经济面临通胀，就业率下降。在QE政策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特征表现为：国际储备货币从核心国家流向新兴发展中国家，储备货币流入导致非储备货币扩张，本币从央行流向商业银行，再流入金融机构和企业。因此，储备货币国导演了信用扩张的闹剧，使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特征暴露无遗。QE政策加速虚拟金融的膨胀，导致发达市场对冲基金活跃，新兴市场民间融资和“影子银行”盛行，私人部门资本进一步扩张，迅速形成又一轮的资产价格泡沫，价格泡沫破灭又导致新一轮危机，央行再次开启一轮救市和经济刺激措施，实施新一轮扩张性货币信用，抵押类长期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期限不断延长。用锁定不可流通的长期债务方式实现超流动性管理手段，实现提升就业率和经济复苏的目的。由此看出，储备货币国的主权债务成为了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国际金融QE方法的创新上世纪50年代，马柯维茨风险投资组合理论为国际金融发展奠定了基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和动态套期保值策略组合保险模型，已经成为现代金融市场的主流服务方式，虚拟金融迅速背离实体经济而得到快速发展。

　　首先，据世行统计，1980年全球虚拟金融与全球GDP之比为100%，1995年达215%，2005年是316%，2010年达到338%。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的虚拟金融规模分别是GDP的420%、380%和350%。投机和对冲工具成为当前金融市场的主角，更使金融危机频发。

　　其次，全球年度贸易结算额和GDP分别为20万亿美元和60万亿美元，而外汇市场日交易量超过4万亿美元，国际互换与衍生品联合会（ISDA）所管辖的市值700万亿美元，已经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10倍，金融投机已经形成巨量的市场规模。

再则，金融投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暴涨，输入性通胀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长期面临的威胁。由此，我国加快了对外投资步伐，对外投资规模已超过1000亿美元，在夯实本国资本市场的同时，把握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窗口，加快提升非居民投资者A股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比重，第二批500亿RQFII规模即将启动。为加速人民币资本项目回流，积极开发国债期货市场和人民币汇率期货业务，将为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人民币财富管理提供市场机制。因此，积极实施跨境人民币业务，是为实现与国际贸易地位相适应的储备货币而布局。

　　此外，金融危机引发欧洲债务危机和西方制度与模式的改革，将导致全球财政的长期紧缩格局，致使欧美发达国家为提高就业率，经济模式逐渐回归实体经济。后危机时期，世界需要再行国际分工，新兴国家生产率不断提高而逐渐失去价格竞争优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从高位开始下降，商品将会越来越具有竞争优势。

　　最后，低碳经济金融将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低碳金融发展建立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低碳技术市场、碳金融咨询和服务中介机构、碳会计和审计，以及非政府组织监督和国家层面的碳配额制度等制度创新基础之上。低碳技术融资需要与私募股权投资市场联动，碳权资产开发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碳资产开发、碳咨询和服务、现货和期货期权交易等低碳金融资产的服务和管理相关的产业链。从碳市场发展看，配额型减排额度交易是碳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中国CDM项目占国际CDM市场80%，就此发达国家纷纷提出质疑，要求将中国列入强制减排机制，在一级碳市场和二级碳交易市场设置障碍，封锁中国生产的CDM碳权和交易。因此，配额型人民币碳市场发展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市场，碳金融市场也成为资源再分配的主要市场。未来国际碳市场以地区性交易的特征已经显现。因此，研究人民币碳权汇率形成机制是我国金融战略转型的重要任务，也是国际碳币抗衡美元霸主地位，以及碳权汇率形成机制的关键点。#p#分页标题#e#

　　人民币突围进行时后金融危机时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其面临的挑战体现在：首先，为解决持续上升的东南亚和东欧市场的人民币需求，应对欧美等国际储备货币的持续疲软，对冲其大幅波动的货币损失，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多层次、多功能性的避险市场建设将成为重点。2月13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宣布，国债期货仿真交易正式上线，人民币汇率期货正在有序准备。2月23日央行发布《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报告，明确了资本账户短、中、长期三个阶段的开放步骤。人民币国际化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宏观金融政策、外汇管理、境内外资本流动等形成倒逼机制。从国际经验看，货币国际化的得益者往往是企业、金融机构、居民，政府决策过程的法制化建制是政府能力建设的核心。再则，人民币跨境结算的结构不平衡，反映了人民币回流渠道不畅、境内金融市场受限，导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结算比例不平衡。资本项目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对外直接投资和对贸易信贷的管制，而是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A股市场非居民持有的A股和债市市值占全部市值的比重只有1%左右，而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股市和债市平均开放度分别为26%和13%。香港、新加坡、伦敦成为人民币的主要离岸市场，但人民币金融产品种类不够丰富，可供境外人民币持有者投资增值的选择仍然有限，这与国内金融市场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离岸参与者需要透明的市场信息和未来的市场预期，通过信心指数和厌恶指数播报经济信心和经济问题，是投资客参与市场的关键性指数。加快金融市场创新，是跨境人民币业务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因此，在世界各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国际社会面临政治和社会制度再造，经济模式再定位，生产、消费领域的政策制度和服务方式的再调整。国际金融面临新调整，人民币面临从全球QE中突围的困境，建立与低碳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是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焦点。